物不得其平则鸣--历代书法品评

物不得其平则鸣--历代书法品评




    年逾八旬的章汝奭是当代海派书坛大家,尤擅小楷。他对中国历代书家研究甚深，见解独具。这里发表的《物不得其平则鸣——历代书法品评》，是近年来难得的一篇有关书法鉴赏的佳作。因此文较长，故分数次刊登，以飨读者。（《文汇报》2010年1月8日）

    很久以来，想写篇书法鉴赏品评的文章，几度欲行又止。想到韩愈《送孟东野序》的“物不得其平则鸣”，其实我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平，而是觉得书法作为一项传统艺术却长期以来被一些“名人”或所谓的文人、伟人的立论干扰，使其陷于十分庞杂混乱的境地。甚至更糟的是，有的名人其片言只语就成定论，于是谬种流传，影响深远。实则见怪不怪，这种现象自古以来所在多有。谁的地位高，说话就响亮。只可惜身居高位而有自知之明且又谨言慎行的人太少太少，而趋炎附势，参与哄抬的人又太多太多。这就使得众多习者莫知领要，当今炒作歪风之盛且愈演愈烈者概由于此。


    我早年也曾作过一些品评文章，由于当时识见浅薄，多有不当。既如此，到了晚年自然应该更加慎重。尽管如此，但由于生性梗直，有意见不说有如骨鲠在喉，何况羲和日暮（今八十有三），此而不勉或将遗恨终生。故不揣鄙陋，不畏诟病，悉抒己见，愿求教于识者。


    既然说品评就要有鉴定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公允的，客观的，言之成理持之有固的，符合中华文化艺术传统规范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只能是看谁的地位高和嗓门大了。


中国的文字从产生到演化沿革，从来就有严格的规范性，因而有六艺即六书之说。即指：象形、指示、会义、形声、转注、假借。因此有志于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就应该对中国的文字学（过去称小学）有所了解。而有志于探讨中国书法艺术的人，更应在这方面具备相当的学养，否则就会由于不识而写错。正因为中国文字有六义的内含，因之就有很多界定。


    中国文字的沿革变化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譬如“云”原来是象形字，后来因为致雨的云和人云亦云的云易于混淆不清，就把致雨的云字上面加个雨字头成为会义字，这当然是个进步。可是后来为简化又把雨字头取消了，于是上述两种情况又混淆起来，这个简化是进步还是倒退？也正由于简化造成某些人的不明就里，甚至以为自己的姓字也是简体，要改回繁体也造成错误，如将“沈”改为“瀋”，“范”改为“範”。这就都错了，连自己的姓氏都闹不清楚岂非笑话！所以书写汉字首先要过的关是不得有舛误。难怪最近有人撰文指出某大名家草书的多处错误，其实一千多年前孙过庭在《书谱》序中就告诫人们“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今草使转大多由章草演化而来，记不清楚可以查查书，不识的字，不懂得意思可以查《辞海》或借助《草字汇》这类工具书。当然你也可以创造，只要你有道理又不怕当那个“始作俑者”，也许你所作将来可进入新的《草字汇》。应该说历代书作都有发展和创造，这才使得中国的书法艺术从甲骨到金文篆籀，从八分隶书到楷书，从章草到今草，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风格，各个书家有各个书家的体势，成为浩如烟海的宝库。这里还要附带提到的是，任何书件特别是草书，如果由于墨瀋渗化而导致笔画不清应极力避免（或笔迹导致歧义的都不好，都不足为训），因为说到底书作是要传递信息的。


    古往今来，很多人的书作所受到的客观待遇，所享有的声誉都不一定很公正，其所以如此自然有多种原因，也很难细加追究。现举一些实例，并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说王羲之、王献之。王献之自认为胜过其父，但从唐太宗到后世普遍认为大令不及右军。但张怀瓘《书断》中将大令草书列第三，而右军则列第八。仔细看过大令草书如《中秋帖》、《江州帖》等，应该承认确较右军《十七帖》、《瞻近帖》等更为宽博恣肆。以真书来说，大令《十三行》在格调气息上似也胜过《黄庭》、《乐毅》。说到王羲之，不能不说到他的杰出代表作《兰亭序》。首先这是篇了不起的奇文，二十八行三百余字竟能写出如此动人心魄、起伏跌宕的人生咏叹，写景叙事，写情喻理俱造其微（有人竟说是伪作，真是匪夷所思，永和九年距唐贞观不过二百多年）。正是这样一篇跌宕起伏的奇文才会有这样极富变化的书作，其所以后世大都临习冯承素摹本（即神龙兰亭），大概是只有冯摹本最富跌宕变化。其他临摹本，如欧临定武、虞临天历，大多或多或少残留他们自己的面目，这可能由于身居盛世，对于东晋那种风雨飘摇世事无常的境遇没有足够领会之故。《兰亭》书作最了不起之处即所书能最充分地表达作者撰文时的心情及其变化。这大概是所有杰出书作所具有的第一特征，颜真卿《祭侄稿》、东坡《黄州寒食诗》都是如此，后世临习者之所以大都但摹其形未得其神者，未必都是技法不逮，而是基于不具备原作者创作时的思想和情愫所致。赵孟頫\所临《兰亭》仍是赵孟頫\，完全没有《兰亭》韵味似可视作一证。



    说到父子书家就再试举二例。如欧阳询、欧阳通父子。欧书以险峭称，《九成宫醴泉铭》为其代表作，后世习欧者莫不临此。但其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评者认为其险峻犹有过之，就韵味来说《道因碑》似胜过《醴泉铭》，但习欧者有几个临过《道因碑》？再说文徵明父子，文徵明享大名且长寿，传世墨迹亦多。文彭之名远不及其父，但其行草书及隶书都在文徵明之上。这就是说名不显者未必不如煊赫者。又如元代的鲜于枢、康里子山行草书都胜过赵孟頫\，但他们的书名远不及赵，而同时代的陆居仁的行草书比他们这些人都好却名不著，世上的事往往如此不足为怪。


    再看一下历代书作的个性彰显与创新。我以为人们看了颜真卿的字就能领会什么是书作的雄伟与端严，看了米芾的字就能领会何谓挺拔与高视阔步，看了杨维桢的字就知道何谓体势倔伟，看了赵松雪的字就知道什么是妍媚如插花舞女。称倪云林的字萧散疏淡，称宋克的小楷幽深隽永，乃至近代人称弘一法师的字是“不食人间烟火者书”，都是颇为贴切的评价。


    就草书而言，孙过庭确可作为后世圭臬，其《千文》残卷虽不若《书谱》放逸，然点画凝重。刘熙载《书概》云：“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仔细欣赏过庭《千文》当能领会刘论之要。
    就唐代草书而言，当推怀素小草《千文》为最佳，其疏密错落上下衔接，自然协调绝无做作，至于《自叙》狂草，则属首创别调。贺知章草书《孝经》，雅有晋人风貌，至于智永《千文》，似嫌拘滞，余不足称。


    宋代草书当首推黄山谷，真可谓笔走龙蛇，结体变化多姿，点画筋骨内含，可以说开创了草书的新天地（明祝枝山多有所取法）。蔡襄则完全依晋唐法，苏、米草书似非其所长。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宋徽宗赵佶的字，其草书《千文》据传为其四十岁时所书，竟能如此精熟流畅，飘逸秀美，这不仅要有超凡的天赋，且须有深厚的功力。至于他首创的瘦金体，虽有不少人推重，但有人认为是病书，评价虽不一定恰当，但说它“弱”似不过份。此外，诗人陆放翁、范成大均工书，然均不以书名，墨迹留传亦少。


    明季二百七十多年，其间也涌现了不少重要书家，然而总起来说，最突出的则是开创了恣肆纵放的书风，这是前此所没有的。明初宋克的草书参有章草笔意，且一幅字中每杂有章草甚或楷书，可谓开风气之先，其小楷渊雅幽深，后来的王雅宜遒逸清劲，学虞世南颇得其神。祝枝山则雄强峻刻，文徵明小楷虽享大名，实则仅称得秀美，失之尖薄，以气格论不及以上诸人。


    明代大字颇有些突出的书家。文徵明的擘窠行楷大书，长可逾丈，学黄庭坚笔势开张，气象不凡。祝枝山大草虽曰长于取势，然细看结体每过于欹侧，点画亦不讲究，前人评其草书每多失笔。明人草书仅文彭、姜西溟、邢侗点画整饬，应膺上选。陈淳则以凝重见长，徐渭则以豪放见长。丰坊则俗，陈白沙则粗。孙过庭《书谱》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情性”。我以为这里所讲的情性即神采的发挥，草书如点画粗疏，自使人觉得不精彩，然草书因有多变的余地，允许作书者争奇斗险，任情驰骋，因之大可研究。明代早期的草书，沈度、沈粲较平庸，解缙则过于缭绕，实不足取。到了晚明，书坛才人倍出，黄道周峭厉方劲、倪元璐则冷峻险绝。以人品言，二公都是明末死难的烈士，其所作耐人寻味，书品之高不可方物。与之可作鲜明对比的是张瑞图，其书侧锋方笔，虽也别具面目，却不免佻巧之讥，固人品不佳，依附阉宦，代有书品随人品之说，不无道理。
这里不能不提到董其昌，他之独超众类确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条件。他天赋高又勤奋，且家境优裕。更难得的是他能取精用宏。他早期学颜，后改学钟、学虞、学徐浩、学米，取法多方。去熟取生，去巧取拙，而在运笔上却能恣肆纵放，潇洒流逸，于是他的有些精品确实达到前人未造之境。但他却有很多值得非议的地方，其一，据传他有利用自己的权势霸占他人书画名迹之恶行，“君子不夺人之美”，此公非君子也；其二，当时已求其书画者盈门，他就找人代笔。所以凡布白规整、字体娟秀者大多出自代笔；其三，他对待艺事并不认真，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性好书而懒矜庄觉，向来肆意，非用敬之道”。这些话看似自责，实则自傲。如他的传世名作《琵琶行》行书长卷则有多处错误：“曲终收拨当心画”写错两个字，曲终的“终”误写为“中”，“收拨”误写为“抽拨”。“曲罢常教善才伏”，将伏字误写成“舞”字，不通。“钿头银篦击节碎”，“击”字误写成“系”。“莫辞更坐弹一曲”，将“更”字误写为“夜”字。“满座重闻皆掩泣”，将“重闻”误写成“闻之”。《琵琶行》通篇六百多字竟有这么多的错误！后面题识中写道：“余以醉素笔竟，仿佛当时清狂之状，得相似不？”这说明既轻率随便却又很得意，题识中还提到同观者陈仲醇即陈继儒，这是他的老搭档，专为他抬轿子的，而非诤友。陈自诩善鉴定书画，实际上却多舛误，故书画凡有其题识者须审慎待之。


    明末书家，自然要提到王铎和傅山。王铎虽降清，且入仕，名节有亏，但据知并无恶迹，评者认为他的字有雷霆万钧之势，且长于布白。据知他早年在楷书上用功甚勤，说他的字气势过人则可当之，说他长于布白，其款识常有局促之病。但总起来看，说他在行草书方面引领一代书风，当不为过。实际上，明朝大字的恣肆纵放自应以王铎为代表。


    傅山的支离丑拙、返求奇特的审美观，体现在他后期的书作中，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傅山早年在临池上极勤勉，其所临王、颜小楷均中规中矩。中年以后随着明清鼎革，他在篆隶的探索上也有非凡的成就。他的大篆、草篆洗练纯熟，后世几无人能及；他书写的隶书饶有二爨笔意。可是现今可以看到的傅山书作，大都属于中晚年率意挥洒之作，真鉴者自能领其妙谛。


    晚明尚有位书家米万钟，其书有大气，不愧米家风范。明中期唐寅虽以画名世，但偶作字幅殊清雅可爱，为当时名家所不及。再有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耷，早年学董，几可乱真，后改学钟，自成一体，结字冷峭，其笔画极富特色，浑圆刚劲如柱，实为仅见。




    到了清代（清代皇帝中只有雍正字写得最好，甚至当时的一些书家也不如他），康熙、乾隆二帝特别推崇赵、董，蔚为风气。有人力倡北碑，且以为“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于是研习篆隶碑版之风大兴，邓石如篆隶为其中佼佼者，孙星衍篆书亦佳。郑谷口以草书笔意融入隶书，则属别创一格。有清一代隶书最佳者为万经，惜其墨迹传世太少，故名不显。依次为桂未谷、伊墨卿、周亮工均各有特色。何绍基虽有众多隶书流传，惜不见佳，以其不得隶书之主要韵味故也。清代书家中恐怕很少有人能与何绍基的勤奋相比，其行书也确实可观，只可惜略有习气。近代在新加坡定居的已故书家潘受就是学何绍基的，享大名，其成就与何绍基相比尚有距离，但他的近体诗却做得很好，很少有人企及。


    就清中期的四大书家“翁、刘、梁、王”来说，翁方纲学欧，失之笔致臃肿，遂无欧之险峭。刘石庵学颜，参学钟，笔势开张，其行书可称清代冠冕，其后可与之雁行者惟翁同龢，然刘行草运笔似嫌滞涩。而梁同书则早负盛名，且享大年，惜酬应之作太多，疲于应付，遂鲜佳作。王梦楼书，体态潇洒，然失之弱，遂不为人所重。我曾对人说，习书最要在得笔，果能在笔意有得，则求王得王，求颜得颜，求米得米，过去临书者其所以貌合神离者，悉以笔意未臻所致。
   
      清代书家中别具一格的还有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和金农的漆书，这是他们各自的首创别调，二百多年来自有他们的受众，然而仿效者往往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从明代开始就有人以书艺课徒者，文徵明就收了不少学生。清代沿袭这一风气，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学生，在他的论书专著《艺舟双楫》中，只有邓石如的篆书被称作神品，甚至将邓的草书也排在高位，在王铎之上，这就不当。而包也收了不少学生，最得意的弟子是吴熙载。包写了大半辈子《书谱》，所遗书作其内容也多为节录《书谱》，但实在不敢恭维。其笔用侧锋辗转倾倒，扭捏做作，全无爽利之气，吴熙载亦复如此。后世的康有为也有一本论书专著名《广艺舟双楫》，明白表示继承其衣钵。其中《述学》一大段即自述学书探索之经过，称“入京师后得汉魏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他推重张裕钊，说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这些耸人听闻过誉之词，可信度大打折扣。再去看看张裕钊外方内圆的书作，真弄不懂何以让康有为如此崇拜。这倒使我想起《书谱》中的两句话：“家有南威之容，始可议于淑媛。有龙泉之利，始可议于断割。”康自认为自己的字下笔“颇远于俗”，可是人们看到的是，包世臣写《书谱》写得不像样，康有为写《石门铭》写得走火入魔，老实说没有一笔写得好的，看来也只有用“颇远于俗”以解嘲。既然你们的字都写得不好，你们的论述又有多少人信服呢？做人的言行总要力求公允，把张裕钊捧上天，说千年来无与比就过份。把赵之谦将北碑融于行草说成靡靡之音也过份，不管怎么说后世欣赏赵之谦字的人大有人在，欣赏包世臣、张裕钊、康有为字的人却寥寥无几，就是明证。
       到了清代末年，光绪进士李瑞清（清道人）和沈曾植（寐叟）鬻书自活，应承认他们在书艺上都下过大功夫，但其书作大都有刻意做作之病。古人云过犹不及，或差相近之。
   
      说到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汉奸郑孝胥，其所作书曾受到很多“行家”的追捧，还强调说不应以人废艺，标榜其书为“蜂肩鹤膝”，如此说来“钉头鼠尾”也是可以的了。后来南京有位名书家自称其学书从清道人、沈寐叟、郑孝胥处受益良多，并首倡以涩笔作草书等，其所作虽也别具面目，但总觉不自然。古人说，取法乎上，始得乎中，取法郑孝胥应该说不高明。
   
      称于右任的草书为标准草书是不错的，因其使转无误良足取法，但其书笔质少神采，奈何！
   
      七十多年来，我还是看到过不少杰出的书作的。这里我愿意就所看到的作品说话。如梁启超的楷书，沈卫的擘窠大书行楷，沙孟海的特大榜署书，高二适的狂草，朱东润的行书，何隽的小楷（尝见所书杜少陵《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小楷，幽雅娴健，胜过明代诸贤，可以说平生所见无出其右），总之这些都可杂诸古人佳作中而毫不逊色。
   
      至于享有大名的沈尹默，向以王逸少继承者自居，实在说来，在神理上殊不相类。我倒不是因为陈独秀说他的字“其俗在骨”，而是觉得总起来说他的字气格小，经不住细看。
   
      至于现代书作我不想作任何评论，也无法作评论。我只是希望时下的书作者，能少一些急功近利的追求，多一些自我检讨和冷静思考。少一些自我标榜，多一些自我否定。少一些奇谈怪论，诸如“后书法艺术”之类，多一些静下心来练基本功。而最要紧的是增进学养，提高鉴赏力。只有鉴赏水平提高了，才能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最后达到心手双畅、物我两忘之境。
   
      最后，我想到孟夫子的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明事者”，就此打住。